慰藉饱受死亡威胁的心灵
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表达了一种理想，那就是慰藉卑微者饱受死亡威胁的心灵。这种理想属于所有对生命困境有真切感受的人类个体。他笔下的卑微者与现代化的社会形成对立，反抗科技理性及与之相伴的监控制度，这就是张扬差异，甚至可以说肯定了异端的权力。他拒绝将理性捧上智力的神坛，而是揭示了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悲苦，以及生活在这种工具理性主宰之下的当代人刻骨铭心的死亡焦虑。在一个被死亡阴影笼罩的“规范社会”，他塑造了一种值得人们仰望和追求的生命境界。这就是东野圭吾死亡书写对当前人类生命困境的精神策应，亦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社会揭露
东野有很多小说都涉及弑父情节，孩子在无法忍受父亲对其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后将其杀害，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于孩子对父亲毫无亲情可言，在得不到社会肯定的同时又得不到孩子的尊重，父亲性格扭曲后将所有愤恨发泄到无法反抗的孩子身上，由此酿成了社会悲剧。
在东野的作品中，大多数亲生父亲都表现得自私自利，与孩子间没有深厚的亲情，而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都深爱着孩子。东野认为父亲和孩子之间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来源于血缘，而是相互沟和理解，而沟通和理解的前提是信任，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信任的前提是爱。
东野的许多作品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为主，很多评论人就此认定他对社会和人际感到悲观失望，其实他的作品也存在乐观向上的一面。他总是以“人的悔悟”作为结局，《红手指》中昭夫最终向警方交代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欣然接受他应有的惩罚。在东野少有的“治愈系”作品《时生》中，描写了一对理想中的父子，十九岁的时生穿越到父亲十九岁那一年，他不仅成为父亲的朋友更帮助他摆脱了作为私生子的自卑心理。爱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时生在充分了解父亲后，终于明白了他对自己无言的爱，“能成为爸爸妈妈的孩子，我很幸福”。东野认为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理解是新家庭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父母以平等的关系去审视孩子的内心需求是解决所有“家庭”危机的关键。在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孤独的绝望感时，东野让大家看到了希望，人因为心中有爱才能感受生活和未来，父母对孩子的爱能让他们憧憬未来，而孩子对父母的爱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幸福，“未来不仅仅是明天。未来在人心中，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能幸福起来。”东野借时生之口呼唤大家拒绝冷漠，拥抱亲情。
东野圭吾在《仿徨之刃》、《红手指》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未成年者的犯罪问题。《仿徨之刃》中长峰中年丧妻，与14岁的女儿相依为命，然而女儿绘摩在参加烟火大会后被两个少年强奸致死。他认为日本的《少年法》没办法制裁那两个歹徒，于是选择自己复仇。《红手指》中儿子失手杀死女童之后，父母设计让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去顶罪。《仿徨之刃》是从未成年犯罪的受害者家庭角度进行描述，而《红手指》正好相反，是从加害者的家庭出发。
在发达国家里，日本犯罪率较低，但是国内未成年犯罪现象却屡有发生，尤其是恶性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特别突出。近年来，日本未成年犯罪案件数量激增，1992-2002年日本校园暴力案件增加了两倍。因此2001年日本把刑事起诉年龄从16岁降至14岁。根据《红手指》内容推断案件发生时直巳年龄为15岁左右，已超过14岁，正好符合刑事起诉年龄。《仿徨之刃》中的加害者伴崎、营野、中井是在高中休学后犯下罪案的，从其同学元村是18岁少年来看，这三人的年龄也应是18岁左右。由于日本《少年法》的使用年龄为14-20岁，因此《红手指》和《仿徨之刃》的犯罪者都属于《少年法》的适用范围，即未成年者犯罪。
作品对未成年者的犯罪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试图解读未成年者犯罪的社会及家庭原因，同时对《少年法》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这样小说的重点不再放在推理上，而是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少年法》给加害者以庇护犯罪的误解，给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
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在推理模式上具有独特的解谜结构。阿加莎·克里斯蒂确立了推理小说在讲述解谜故事时采取的惯例：一个纯几何式的二重叙事结构，通过缺席和在场这对互补体发生，故事的谜底总在结尾或接近结尾时展开。然而东野圭吾的社会派作品常在作品的最开端便揭示罪犯的存在，如《红手指》在故事的最开始时直接以犯罪者的角度描述了一件罪案的发生过程。上班族前原昭夫被妻子八重子急电回家，发现儿子直巳杀死了一名女童，在妻子的坚持之下，昭夫绞尽脑汁编织了一个骗局以使儿子能够逃脱法网。初看这一谜底在作品起始部分就已被揭开，骗局的细节读者也很清楚，然而在剩余部分中其解谜与反解谜的模式超越了一般推理小说的惯例。
东野曾在访谈中谈道：“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这一点在东野圭吾社会派作品中的情节设计和人性描写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表面上看来东野圭吾的某些作品中没有解谜的必要，因为罪案的犯罪者以及骗局的细节在一开始便已明晰，然而看到最后才发现，它的解谜模式有悖于既往的类型模式，它所解的不是罪案之谜，而是亲情与人性之谜。
亲属所犯的罪将会波及整个家庭。东野在其作品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社会问题给家庭带来的伤害。这种对犯罪者以及其家庭的歧视不仅对社会的安宁、家庭的幸福带来了影响，而且还对家族中的个人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对犯罪者及其家庭成员命运的最大阻碍正是来源于不公的社会看法，来源于那种歧视，所以东野用其作品来控诉这种陋习，用真实的“疼痛”来揭露日本现代的社会问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品在揭示日本社会这一问题时，也流露出东野对于日本社会严苛无情的伦理观的无奈与批判。
在艺术手法上，东野认为“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如何讲述故事成为东野的新挑战。东野的叙事手法灵活多变，有的采用汤川学特有的“听取案件一一实验一一给出解释一一破案”模式，有的采用多线平行交叉式结构，有的甚至全篇没有一处对话，单以日记和手稿的形式构建小说。在叙述视角上不断变换，采用了非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视角。除此之外，同“新本格派”一样，小说还涉及灵魂出窍、穿越等不合常理的情节，在注重文学性的同时不失趣味性，“现在的我，会尽量写出即使不爱推理小说甚至不喜欢阅读的人看了都会觉得有趣的作品。”东野有时候甚至认为比起“推理小说”，自己的作品更像“娱乐小说”，“即让人在阅读中得到乐趣的小说”。
前期
1985年至1990年，东野圭吾以校园本格推理为主，偏重设迷解谜和逻辑推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以描写犯罪手法为主，涉及传统本格小说中的密室、童谣、密码等元素，在小说艺术手法上有较多模仿的痕迹，主要以弗里曼经典模式“提出问题一一展示数据一一了解真相一一验证结局”的单线结构为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放学后》、《毕业前杀人游戏》、《以眨眼干杯》、《十一字杀人游戏》等。《放学后》和《毕业前杀人游戏》将背景放置在校园中，刻画师生和同窗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以眨眼干杯》运用传统推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密室，并以拜金虚荣的陪酒女小田香子作为女主人公。《十一字杀人游戏》中共有十一人相继死去，他们的头颅均被重器所伤，且死前都会收到写着“来自无人岛的满满杀意”的纸条……这些情节常被用于传统推理小说中。同江户川乱步一样，东野这一时期的作品将“犯罪动机”归结为个人原因，或为了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或掩饰不为人知的过去。这一时期的作品偏重逻辑推理，内容单薄，将“意外性”固定在“凶手是谁”上，例如《放学后》全篇以师生矛盾为主，结局却以妻子为凶手，这样的布局给人刻意、突兀之感。作者在1986年出版的《白马山庄杀人事件》中说道：“我非常喜欢的设定就是密室和密码，这些所谓古典式的小道具让我着迷，纵使我会被一般读者认作落伍者，我将继续沉溺其中。”从重视本格元素到偏重逻辑推理再到个人宣言，东野圭吾的前期创作无疑是以本格推理为主。
中期
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宿命》，这篇小说被推理界认为是东野创作风格的分水岭。在《宿命》中作者讲到:“犯人制造了怎样华丽精彩的诡计，这样的谜团设定固然不错，但我更希望创作出其他类型的意外性。”东野不再拘泥于凶手和手法，所谓“其他类型的意外性”是指为什么，即“犯罪动机”，作者“寓谜团于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作者开始涉及社会问题，例如滥用权力和科学、虐童等。故事通常以凶杀案为起点意外牵引出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代表作有《宿命》、《回廊亭杀人事件》、《过去我死去的家》、《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等。在叙述模式上，作者一改前期简单的经典模式，尝试运用较为复杂的结构方式，例如《宿命》拥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和仓勇作的成长之路，一条是须贝正清的谋杀案。通过谋杀案件引出战后日本政府为培育间谍在人脑中安置金属以进行脑科学研究的故事，这项研究的被害者日野早苗是勇作和晃彦的亲生母亲，须贝正清正是想重新开启这项研究而遭到谋杀，这样的情节安排着实给人意外感。政府高层为一己之私轻视生命，给三代人带了了无法平复的悲惨记忆。小说将悲剧根源归结为滥用权力的日本政府，起到了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目的。作者没有将重点放在案件上，而是深入剖析导致案件发生的原因，有时甚至不涉及凶杀，例如《平行世界的爱情故事》。它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营造悬念，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事，以“记忆”模糊或丧失为基点，将重点放置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以“关系”体现“人性”。
这一时期东野的小说具有“新社会派”的特点，一方面他关注社会和人性，另一方面在叙事技巧上不断创新，运用了独具风格的双线平行交叉式的结构方式，为“写实本格派”风格的产生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性创作。
后期
1996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名侦探守则》和《名侦探的诅咒》。前一部用讽刺的手法颠覆“本格派”经典元素，用全新的视角设释了密室、密码、童谣、不在场证明、肢解等。在艺术手法上，小说营造出舞台剧的感觉，天下一大五郎和大河原警部两位主角在扮演侦探和警察角色的同时，他们会偶尔跳离故事情节发展，面对着读者展开像“相声般”的对话，这些对话不仅涉及故事的情节发展，而且常常借题发挥，评论当代推理作家和推理作品，有时甚至对它们进行一番讥讽。后一部以小说的形式阐释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天下一五大郎费劲心思追查的“密室谋杀”其实是门门被碰触后自己落下，凶手的足迹被连夜的大雪掩盖造成的，作品将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与侦探“缜密”的逻辑放在一起，使推理显得荒诞可笑，东野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对自己之前言论的质疑态度。在《名侦探的诅咒》中，作者对“本格派”的挪榆更加直白。小说背景被放置在未来世界的小镇上，“本格派”己经销声匿迹，主人公天下一五大郎批评本格派小说：“这种无聊、幼稚、非现实、不自然的东西”让他意识到真实性、现代性、社会性是小说的三大支柱，若非如此，将难以在今后的推理小说界生存。”东野圭吾借天下一五大郎之口表达了他对推理小说的新看法，他决定放弃“本格派”创作道路。天下一五大郎对“社会派”也有颇多异议，他认为松本清张的作品不再适合读者的口味是因为“表现方法的问题，即使使用同样地材料，烹饪方法不同，味道也各不相同。”在作者看来，“本格派”作品因为脱离现实会被时代淘汰，“社会派”表现手法落后，不再适应读者需要，真正优秀且适应时代需求的作品是既重写实又重手法的，于是他开创了“写实本格派”。
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东野的推理小说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几乎本本畅销，代表作有《恶意》、《秘密》、《神探伽利略》、《白夜行》、《预知梦》、《信》、《幻夜》、《圣女的救济》《湖畔》等。 小说以九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大阪两座现代化大都市为背景，将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案件经过艺术处理后融入小说内容，例如《白夜行》中的游戏卡带盗卖案，信用卡伪造案，信息犯罪案，《幻夜》中的珠宝抢劫案和《神探伽利略》中的科学犯罪案等，做到了“真实性”和“现代性”。其中《神探伽利略》是典型的理工科推理，全书共五个小故事，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副犯罪现场的画面。 接下来，就轮到警察和侦探出场解密。 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动机，而是犯案手法，要么是高科技犯罪，要么就是一些不可思议的物理现象的变形体。 识破犯案手法，罪犯也就浮出水面。 不过与美国刑侦剧那样完全使用高科技来追捕凶手不同的是，东野是运用逻辑推理及对人性的解剖来推导得出结论。
在这期间，东野故事的中心渐渐转移。 与之前的推理小说不同，作者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重点放在“犯罪动机”上，《恶意》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凶手就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唯一的悬念，将“人性”中深沉的恨意展露在读者面前，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出版的《湖畔》也是如此，揭露凶杀案背后隐藏的动机以及批判日本社会家庭及教育方面存在的扭曲现象是东野的主要目的。 表面平静的四个小家庭，因为孩子都要考私立初中而集合在一起补习，在表面上的和乐底下却暗潮汹涌。 而为了孩子，父母也一再牺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线。 另外，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任何出场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没有描写。 包括中心人物俊介在内，作者客观公平地对所有的人物的言行进行了描写。 所以日本知名推理小说评论家千街晶之评价其“是作为一部舞台剧作品创作的”。
人物形象
东野圭吾作品中，人物的爱恨往往是以一种先验的存在而出现的，即在情感成因的简单交代之后，情节的铺陈上就着重对这种情感在程度上进行一次次的强化与渲染。不再有任何的转变，人物性格的成因可能复杂幽晦，但一旦形成就极其稳定。
女性
英美女权主义认为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包括两种一一天使和妖妇，这种分类方式基于男性视角，他们认为理想的女性就是天使，相反则为妖妇。在东野圭吾笔下没有妖妇和天使之说，只有“恶女”和“圣女”之分，作者认为脱离传统的约束，外表美丽、事业成功、时髦的现代女性即为“恶女”，而传统的、具有母性的、温柔的女性即为“圣女”。
东野延续了传统推理小说偏好描写“恶女”形象的传统，在经过长时间酝酿之后，他终于成功塑造出推理小说中的“极品恶女”一一《白夜行》中的唐泽雪穗和《幻夜》中的新海美冬。同其它恶女形象一样，她们拥有天使般的面容和魔鬼般的身材，但是心如蛇蝎。
《白夜行》中的唐泽雪穗是东野笔下第一位恶女形象，还是小学生的她就被母亲视为“以性易金”的工具。对她来说性就是灵魂，所以在娈童案之后，雪穗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年幼的她无法承受传统女性观对她肉体和灵魂的折磨，渐渐地她的心被扭曲，这段痛苦的童年记忆成为她内心深处无法愈合的伤疤，她越想摆脱就越掩饰自己，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任何想揭开她伤疤或者勾起她痛苦回忆的人都要遭到报复。
《幻夜》中的新海美冬是东野笔下彻头彻尾的“恶女”形象，在她身上找不到任何女性的光辉，她完全放弃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征，彻底沦陷在男性社会中。灵与肉的分离背离了人性意识，对于美冬而言，她的灵早己被掏空，剩下的躯壳是她战斗的武器。
雪穗和美冬穷极魔性的形象使作者在“恶女”塑造上难以逾越，且基于令人绝望的人性描述让小说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作者将笔锋转向“圣女”。作者笔下的“圣女”集日本传统女性美德于一身，她们温柔、包容、奉献且充满母亲。例如《秘密》中的山田直子在遭遇车祸后灵魂进入女儿藻奈美的身体，开启了她非正常人的生活。她深爱着丈夫和女儿，在家中扮演妻子的角色，努力照顾好丈夫杉田平介，在家外承担女儿的学业和社会生活，尽全力让“女儿”拥有不悔的未来。灵与肉的分析使得直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肉体缺失让她无法满足丈夫的需求，而灵魂异位使她无法顾及女儿的人生，为了丈夫和“孩子”都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直子放弃了自己的灵魂，完完全全地成为藻奈美。
虽然“恶女”令男性不寒而栗，但小说中包括侦探在内的所有男性人都拜倒在她的裙下，而温柔贤淑的“圣女”却被弃之如履，作者在情节设置与“圣”、“恶”之分上看似矛盾，但事实上正反应了日本社会矛盾的女性观。女性既是美好的又是可怕的，既是贞洁的又是肮脏的，既是保守的又是开放的，但美丽且以性媚人的“恶女”和圣洁保守的“圣女”都不属于口本男性的审美客体，对他们而言，像玩偶般存在的女性才是最理想的形象。
侦探
在人物形象上，东野更偏重于对矛盾性人物的塑造。例如《名侦探的烦恼》中的汤川学就是性格矛盾的物理学教授，除了科学，他对其它一切事物都表现出冷漠，他不喜欢一切与感性相关的事物，所以他不愿接近女人和小孩。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性是一门更为深奥的科学，在以实验为主的破案过程里颇多涉及对人性的思考。《名侦探的苦恼·操纵》中是他揭发了恩师的诡计，但也是他向法官请求减轻罪行。一方面他为恩师滥用科学感到可耻，另一方面被恩师为保护养女而走上犯罪之路深深感动。汤川不允许科学被用于迷信，但他同时也认为科学不能否定具有神秘色彩的事物。《名侦探的苦恼·指示》中小女孩谎称探矿石可以帮助破案，知道真相的汤川并没有揭穿她，“这不过只是一种让她摆脱困惑，下定决心的手段罢了，实际上令链子摆动的是她的良心，如果手中能有个表明自己良心究竟该指向何方的道具，这倒也是件幸福的事。”汤川是理性的科学家，由于不断受到感性思维影响，他对案件和人物的态度常常表现出矛盾性。
刑警是正义的化身，理性是他们性格中居首位的特征，但东野笔下的许多刑警都带有强烈的感性。《圣女的救济》中草薙俊平在办案过程中爱上了嫌疑犯三田绫音，他感性地排除绫音所有作案的可能性，却理性地发现她就是凶手，在粉碎了一场的完美犯罪的同时，草薙的爱也彻底被碾成了碎片。
传统的侦探形象是没有感情的，他们始终是理性的化身，但在东野笔下这些侦探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性格在不断经历理性和感性的斗争，身处两难的境地，让读者无法判定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侦探。
罪犯
东野笔下的罪犯是矛盾的结合体，以至于读者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他。《白夜行》中的桐原亮司阴险、狡诈、冷漠、无情，他拭父，强暴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女性，盗用银行资金，出卖为他提供信息的美奈子，是一个极其冷酷的人，但他对雪穗的爱却是无私、深沉、盲目和高尚的，他的优点与缺点紧密联系，最深沉的爱导致最无情的行为，读者一方面因为他的冷漠而讨厌他，一方面也因为其炽热的爱而喜欢他，是一个让读者既爱又恨的人物形象。除了桐原，东野笔下的罪犯也具有不确定性，读者永远无法预测他的变化。《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因为爱而替靖子处理尸体，制造不在场证明。当靖子与别的男人相恋后，石神竟写信恐吓，当读者都认定他是一个趁虚而入、落井下石的小人时，汤川道出了他的良苦用心。为了让靖子彻底摆脱嫌疑，石神竟真的杀人以替换被靖子杀害的富樫的尸体，为了让靖子心中不会有愧疚之情，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威逼利诱的小人，最彻底的牺牲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令人无法想象，一颗本己经对世间绝望的冰冷的心竟会在末路迸发出炙热的光芒。
文学类
东野圭吾为“作家中的作家”。 （《读卖新闻》评）
东野圭吾以最简单质朴的语言不断诉说人性的隐恶与自赎，是其作品最迷人且匠心独具的部分。（《新京报》评）
凭着超强的情节和超强的人气，东野圭吾将万千读者聚集在图书周围。（《朝日新闻》评）
大众图书中畅销的、长销的、好卖的、受人尊敬的、影响大的这些元素，在他的书里都能够找到。（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评）
东野的作品有偏冷与偏暖，悲观与乐观，或者说揭示恶与张扬善这样两路。总的来说，他更善于描写恶，尤其是那种超越常人的恶。（传记与随笔作家止庵评）
（文章未完，请翻页阅读！）
